如何對中學的班級進行有效的管理，是每一個班主任都非常關(guān)注的問題。目前有不少研究者認為，班主任應(yīng)努力營建一種民主的班級氛圍，讓學生享有高度的班級管理權(quán)力，從而實現(xiàn)班級的自主管理。這無疑是一種美好的、順應(yīng)民主要求的管理思想。它充分地注意到了學生的自立意識和自我約束、自我服務(wù)能力的發(fā)展，強調(diào)學生的參與和自治。但是，這一主張卻忽略、甚至是有意視而不見一個關(guān)鍵問題，即作為管理對象的學生身心成熟程度還遠遠未達到自主的水平。這種忽略、甚至有意不顧管理對象學生的具體情況，一味地強調(diào)班主任從班級管理中“淡出”的做法，會給班級管理帶來意想不到的負面結(jié)果。因此，在實踐中真正執(zhí)行研究者們所鼓吹的管理模式的班主任畢竟不多。一般而言，班主任會根據(jù)班級學生的身心實際，進行一些具體的管理，所運用的是切實可行又卓有成效的管理模式。從目前來看，班主任在教學實踐中運用最多的有兩種管理模式，根據(jù)其特點，我們可以稱之為“諸葛亮式管理”和“唐太宗李世民式管理”。
　　所謂的“諸葛亮式管理”，就是班主任在進行班級管理中像諸葛亮一樣事必躬親，事無大小，都要一一過問、一一安排。諸葛亮式管理有一個非常典型的特點，那就是“事無巨細，亮皆躬親”。他鞠躬盡瘁，死而后已，任勞任怨，忠心耿耿，自強不息。采用“諸葛亮式管理”的班主任，對班級中的所有事，無論巨細，都要一一過問，仔細安排，大到班級的工作任務(wù)、目標及規(guī)章，小到學生胸卡的佩帶方式，都由班主任親自決定，然后，布置給學生執(zhí)行。采用這種管理模式的班主任與學生溝通時往往采用命令方式，給學生規(guī)定干什么和怎么干，對學生提出明確而嚴格的要求，同時制定出相應(yīng)措施以保證各項要求得以實施。這種管理模式的優(yōu)勢顯而易見，而且立竿見影：一個班級在采用這一模式的班主任的管理下，即使在班級成員彼此還不了解的時候，班級工作也能夠很快走上正常軌道，完整有序的班集體能夠很快形成。在這樣的管理下，班級大都顯得秩序井然、紀律嚴明，班主任的意思能夠“一竿子插到底”，非常符合傳統(tǒng)中國人心目中的優(yōu)秀班級的標準。這就是“諸葛亮式管理”的優(yōu)勢所在，即能以最快的速度組建一個完整有序的班集體。
　　但是，我們也應(yīng)該看到這種管理模式的另一面，它的缺陷也是一目了然、不容置疑的。從歷史上看，蜀國在諸葛亮的管理下顯得井然有序、四平八穩(wěn)，但是，在這種事無巨細皆由一人包攬、一人決斷的管理之下，這位以管仲、樂毅自詡的政治軍事天才終于積勞成疾，年僅54歲便隕命于五丈原。更糟糕的是，他始終未能為蜀國培養(yǎng)出像樣的人才，直落得“蜀中無大將，廖化為先鋒”的悲慘境地。蜀國的大業(yè)后繼無人。這種管理模式最大的缺陷就在于：一旦班主任長期運用這種管理模式，則過度操勞且不利于人才的培養(yǎng)。作為管理者的班主任信人不過，事事不敢放手，不敢讓權(quán)，包攬一切，班主任就會透支體力，容易疲憊、憔悴。這也是很多采用這種管理模式的班主任又喊苦又喊累的一大原因。
　　另外，在這種管理模式中，班主任扮演了權(quán)威者的角色，學生只是被動地接受管理，唯班主任的命令是從，不敢越雷池一步，這當然不利于培養(yǎng)人才。學生會產(chǎn)生一種惰性：“既然已經(jīng)有班主任為我們思考了，我們何必還要思考呢？”久而久之，他們就提不起參加班級管理的興趣和熱情，缺少了作為班級主人公的責任感，對與己無關(guān)的班級事務(wù)顯出漠不關(guān)心，這是培養(yǎng)學生能力的致命傷。
　　班主任事事關(guān)心，事事插手，其實是一種越級管理，從某種程度上說，是架空了班團委，班干部得不到鍛煉，因此也很難搭建起一個比較完善的干部班子。就像諸葛亮，他最后能找到的最好的將帥也只有姜維，這不過是個二流人才。諸葛亮的干部班子搭建不起來，至少是搭建得很不完善，他勞而無功也在情理之中了。所以，用“諸葛亮式管理”的班級，班干部往往更替少、變化小，無形中挫傷了班級其他成員參與管理的積極性，因而，產(chǎn)生一種“順民”的隋性，對班級事務(wù)冷淡、漠視，成為班上“沉默的大多數(shù)”。
　　我們說，“諸葛亮式管理”是一種比較低層次的管理模式，這種管理模式雖有一定的優(yōu)勢，尤其在班集體剛形成時優(yōu)勢更明顯，但是卻使得管理者心力憔悴，也不利于學生身心的成熟、能力的培養(yǎng)、個性的發(fā)展。這樣的管理模式不應(yīng)該成為我們追求的目標和境界。這種獨斷專行的管理模式，我們理應(yīng)揚棄。所以，很多班主任（尤其是那些年輕的班主任），往往又會采用“唐太宗式管理”來克服“諸葛亮式管理”的弊端。
　　所謂的“唐太宗式管理”就是班主任在班級管理中像唐太宗李世民那樣選好干部班子，然后在自己的控制下放手讓他們?nèi)ァ罢垓v”。相對于諸葛亮，唐太宗進行管理時也有一個非常典型的特點，他強調(diào)“明刑弼教”，能“擇天下賢才，審熟便安然，后奏聞，有功則賞，有罪則罰”，使他們不敢不“竭心力以修職業(yè)”，力求做到“智者取其謀，愚者取其力，怯者取其慎”。采用這種管理模式的班主任往往在組建班團委后，就放手讓學生來管理班級的具體事務(wù)，將班級的事務(wù)劃分為若干條，由班團干部分頭負責，明確責任、分工到人，并且配上一套獎勤罰懶的措施，不僅力求使干部盡心盡力，也使班干部在工作時“有法可依”。班主任基本退出班級的日常具體事務(wù)，不再直接插手雞毛蒜皮的小事，只負責班級“大政方針”，負責“班級立法”，他喜歡進行“法治”并通過他的干部班子對班級進行間接管理。
　　這種“唐太宗式管理”非常符合現(xiàn)代法治的觀念，符合現(xiàn)代管理理論。班主任縮小了管理幅度，不再越級管理，對細枝末節(jié)不再過分關(guān)注，而只對班級的大方向進行控制，通過統(tǒng)一領(lǐng)導、分級管理來保證組織的協(xié)調(diào)，發(fā)揮班級成員的積極性和創(chuàng)造性，這有利于減少工作量，增加管理效率，對班主任的身心有顯而易見的好處。就像唐太宗，他深知一個人不能包攬?zhí)煜拢氁萌朔种危f：“天下之廣，四海之大，千段萬緒，豈能獨斷于一人之慮?！彼运钨t用能，放手讓權(quán)，使天下大治，開創(chuàng)了唐初盛世“貞觀之治”。這種管理模式的一個優(yōu)勢，是有利于調(diào)動學生參與管理的積極性，發(fā)揮學生的主人翁精神；學生在很大程度上由被動轉(zhuǎn)向主動，由接受者轉(zhuǎn)向參與者，有利于學生身心成熟，有利于學生自我意識和自我約束、自我服務(wù)能力的發(fā)展。這種管理模式因為班主任一定程度的放權(quán)，需要學生參與管理來彌補班主任退出后形成的“管理空白”，這無形中會使學生提高參與班級管理的興趣和熱情，產(chǎn)生作為班級主人翁的責任感，關(guān)心班級事務(wù)，使班干部得到很好的鍛煉，因此要搭建一個比較完善的干部班子也就易如反掌了。這是“諸葛亮式管理”所不及的，也是“唐太宗式管理”的優(yōu)勢所在。
　　在看到上述優(yōu)勢時，我們也不能忽視這個管理模式的缺陷：它的“先期成本”過高。唐太宗可以“馬上得天下”之時逐步完成干部班子的搭建工作，治理天下時就有可能放手讓權(quán)，而我們的班主任卻沒有這個緩沖時間，我們必須在最短的時間內(nèi)把班集體組建起來，把干部班子搭建起來，匆忙中搭建的班子其質(zhì)量可想而知，放權(quán)當然要付出代價。而且唐太宗時期是皇權(quán)獨裁，他完全有能力“明刑弼教”，獨控大局，但我們班主任不能一手遮天，如果我們匆忙放權(quán)，難免有的班干部不會或不善用權(quán)、濫用或亂用權(quán)力，尤其是在班級剛剛組建時，班級成員相互不熟悉，對新的班級沒感情，容易引起其他班級成員不服，由此引發(fā)諸如班級凝聚力不足、人際關(guān)系矛盾重重等一系列的班級問題，致使一個健全的班集體不能迅速形成，甚至會出現(xiàn)班主任控制不了大局的尷尬局面。這時要再來收拾“殘局”，班主任耗費的時間精力就大了。
　　因此，無論是“諸葛亮式管理”還是“唐太宗式管理”，都存在著各自的優(yōu)勢，同時也存在或大或小的局限性。因此，我們不妨“與時俱進”，來個“騎墻”，綜合這兩種管理模式的優(yōu)勢，給我們提供了一條最優(yōu)化的管理思路。班集體剛形成時，班級成員剛聚集到一起，彼此之間缺乏了解，班級對班級成員還沒有產(chǎn)生吸引力，成員的身心都處于不很成熟的階段，自我意識和自我約束、自我服務(wù)的能力還沒形成。這時班主任應(yīng)該采用“諸葛亮式管理”，以命令的方式進行班級管理，親自介入班級的具體事務(wù)，深入了解班級成員，對班級成員提出明確的要求，把班級工作做細做實；同時，班主任還要加緊對班級人才的挖掘和培養(yǎng)，搭建并不斷完善干部班子。一旦完成了這個階段，班級成員之間已有一定程度的了解，班級成員對集體有了初步的感情，班級的干部班子已基本搭建完成，這時，班主任要堅決退出對班級具體日常事務(wù)的管理，把權(quán)力下放給班干部，放手讓他們開展工作，進行“唐太宗式的管理”。這樣，一方面可以使班級以最快的速度走上正常的軌道，形成良好的秩序；另一方面有利于使班主任減少工作量，提高工作效率，減少身心疲憊，也有利于提高班級成員參與班級管理的熱情和積極性，發(fā)揮主人翁精神，培養(yǎng)人才。
　　所以，我們最理想的不是單純的“諸葛亮式管理”或者“李世民式管理”，而是應(yīng)該從“諸葛亮式管理”和“李世民式管理”中取二者之優(yōu)的綜合管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