批判國務院副總理譚震林大會

1967年2月11日至16日，周恩來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碰頭會議，因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開，又稱“懷仁堂碰頭會”。在這次會議和稍前召開的中央軍委會議上，中央軍委副主席和國務院副總理譚震林、陳毅、葉劍英、李富春、李先念、徐向前、聶榮臻等對“文化大革命”的錯誤做法表示強烈不滿，對與會的江青、陳伯達、康生、張春橋一伙誣陷迫害老干部、亂黨、亂軍的罪惡活動，進行了大義凜然、針鋒相對的面對面斗爭。這場斗爭被誣稱為“二月逆流”。

這次斗爭涉及三個原則問題：

第一，搞“文化大革命”，要不要黨的領導。葉劍英質問張春橋：“上海奪權，改名為上海公社，這樣大的問題，涉及到國家的體制，不經過政治局討論，就擅自改變名稱，又是想干什么？”并嘲弄陳伯達說：“我們不看書，不看報，也不懂得什么是巴黎公社式的原則。請你解釋一下，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則？革命，能沒有黨的領導嗎？能不要軍隊嗎？”譚震林提出要張春橋保陳丕顯，張說回去同群眾商量一下。譚震林氣憤地斥責說：“老是群眾群眾，還有黨的領導哩！一天到晚，老是群眾自己解放自己，不要黨的領導……這是形而上學！你們的目的，就是要整掉老干部，你們把老干部，一個一個打光。……四十年的革命，落得家破人亡，妻離子散。……蒯大富，是個什么東西？就是個反革命！搞了個百丑圖。這些家伙，就是要把老干部統統打倒。這一次，是黨的歷史上斗爭最殘酷的一次。超過歷史上任何一次。”譚震林拿文件，穿衣服便要退出會場，說：“讓你們這些人干吧，我不干了！砍腦袋，坐監(jiān)牢，開除黨籍，也要斗爭到底！”陳毅說：“不要走，要跟他們斗爭！”

第二，搞“文化大革命”應不應該把老干部都打倒。葉劍英說：“老干部是黨和國家的寶貴財富，對犯有錯誤的干部，我們黨向來是懲前毖后，治病救人，哪有隨便打倒的道理？照這樣，人身都不能保證，怎么做工作？”李先念說：“現在這樣搞，團結兩個95%還要不要？老干部都打倒了，革命靠什么？現在是全國范圍的大逼供信。”譚震林說：“我不是為自己，是為整個的老干部！是為整個黨！”

第三，搞“文化大革命”要不要保持軍隊的穩(wěn)定。在2月14日下午的碰頭會上，葉劍英站起責問康生、陳伯達、張春橋一伙：你們把黨搞亂了，把政府搞亂了，把工廠、農村搞亂了！你們還嫌不夠，還一定要把軍隊搞亂！這樣搞，你們想干什么？徐向前激憤地說：“軍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支柱。軍隊這樣亂下去，還要不要支柱啦？難道我們這些人都不行啦？要蒯大富這類人來指揮軍隊嗎？”2月17日，譚震林給林彪寫了一封信。信中斥罵江青“真比武則天還兇”、說他們“手段毒辣是黨內沒有見過的”，“他們有興趣的是打老干部，只要你有一點過錯，抓住不放，非打死你不可。”表示，“這個反，我造定了，下定決心，準備犧牲，斗下去，拼下去。”

由于江青等人作了歪曲事實的匯報，2月18日晚，毛澤東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員開會，嚴厲批評了在懷仁堂會議上提意見的老同志，指責他們是搞復辟，搞翻案。從2月26日至3月18日，在懷仁堂召開了7次“政治生活會”，批判這些同志，江青、康生、陳伯達、謝富治等以“二月逆流”加罪于他們。全國掀起“反擊復辟逆流”的惡浪，更大規(guī)模打擊迫害黨和國家各級領導干部。此后，中央政治局停止活動，中央文革小組完全取代了中央政治局。1978年12月，中共中央十一屆三中全會和中央工作會議宣布，由于“二月逆流”案件受到冤屈的所有同志，一律恢復名譽，受到牽連和處分的所有同志，一律平反。